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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惑之年加上喜欢安静，奥运之于我就象八月十五和正月初一，一个节日而已，心里的喜是有的，但却并不强烈，就如每年的春节，经历了四十几个从热烈回归平静之后，再也没有了兴高采烈的激情。 七月去了两次北京。第一次是在12日，公务，顺便送孩子去新东方学英语，幸亏朋友提醒，临行时办了奥运环保标识，否则恐怕进北京都难。第二次是20日，有了上次的经验所以提前了解，恰逢这一天开始实施单双号限行，也正好老刘的车是双号，中午十二点出发，晚上七点赶到，陪客户吃完饭已是十点，在钱柜吼了几嗓子就到了十二点，有电话通知第二天淄博有事，好在凌晨一点到三点属于单双号混行时间，赶紧往回赶，终于在三点以前出了北京。 单双号限行对进京造成的不便只是其一，再就是频繁的检查。20日的北京之行我们经历了大大小小四次的全车检查：首先是在天津与北京的交界处，然后是京津塘高速出口，再是六环入口，六环出口。在六环出口的检查还是值得记上一笔，警察只往车里瞧了两眼就笑笑说：“看着这车里的就是好人，走吧。”你看，老刘是个好人，连北京人都知道。 其实受限的不只是车号，奥运前三十天起已禁止了周边钢铁、水泥、造纸等企业的生产，涉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等省市，大约1300万千瓦的年发电能力、600万吨的年钢铁产量、5000万吨的年水泥产量、1400万吨的铁矿石产量和100万吨造纸能力因此暂停运作，且由于所有物流运输方面的限制，许多制造行业也受到影响，加上因安全考虑而收紧的入境管制，让一直以来对奥运带动经济的预期大打了折扣。所以今年的奥运已不是经济上的奥运，更多地成为了国人扬眉吐气的精神大餐。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国家也是一样，何况国家现在也富了，GDP进了世界前四，拿出点钱来扬一下国威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想想1907年《天津青年》的三问：“中国什么时候参加奥运？中国什么时候能得金牌？中国什么时候能办奥运？”答案摆在那里：1932年，刘长春在张学良的赞助下参加了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1984年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实现了中国金牌零的突破；即将举行的29届北京奥运会，将实现中国对于奥运的最后一个梦想。 一百年，中国人经受了太多的艰辛，太多的苦难，即便在这即将百年梦圆的时刻，也充满了悲壮。“多难兴邦”，总理的话是一份激励更是一份警醒。四川震后的重建还在继续，蠢蠢欲动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人民币升值、通货膨胀更是象一道道枷锁一样，中国经济将走向何处？百姓在问，领袖在想，两位老人疲惫的身影让人心痛，不由想：让奥运快些过去了吧，别累坏了两位老人，让他们好好地睡上一觉，去谋划中国更伟大的愿景。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奥运的狂欢快些到来，也快些过去吧：我们的路还很长，毕竟，我们的路，还需要我们自己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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