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司马家族在贾南风的精密筹划中自相残杀的难解难分时，有一群人却睁大了眼睛欣喜地注视着高贵的皇族们并不高贵的互相杀戮。一开始他们还有几份惊诧，搞不清这些中原上邦的主人们祖籍出现了什么问题。后来他们索性不再去关心晋王朝的命运，而悄悄地谋划起了自己的未来。他们，就是躲在帝国角落里的那些牧人。现在凄冷的军号又唤醒了他们血液中那份属于草原的骁勇剽悍，他们默默地擦拭着祖先留下来弯刀，准备到中原的战火中去试一试自己的身手。

在远古洪荒的岁月里，人类其实都充当过放牧者的角色。他们把狩猎得来的动物放养在自己所能及的草野林木之间，筹划肉食缺乏时便随时捕杀。这当然比起吞食那些腐臭的尸体来口感要好的多。所以随着人们手中捕猎工具越来越精密强大，他们的畜群也无休无止地膨胀着。终于有一天善于各种植禾黍的部落与善牧牛羊的部落在一个歧路口分了手。一部分人追逐着丰美的水草奔驰在高旷无际的蓝天之下，作起了长生天的孩子。而更多的人则在厌倦了四季迂徙的日月，他们在大河下游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定居下来，遵循着日升月坠草长莺飞的季节韵律开始了田园牧歌的生活。这便是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原本亦农亦猎兄弟们分成了牧人和农夫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

数千年下来，无论是牧人还是农夫都绝尝了各自所面对的世间炎凉。他们都被岁月的惯性裹挟着涌向未来，谁也无法挣脱时光之河的巨大旋涡。然而，当我们坐在这条漫长的河流边凝神静听时，还是能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波澜中听出它们脉搏的迥然相异。

在西北旅行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新疆草原上的鹰笛。偏狭急促的衰音仿佛从天边急掠而来，把我带入一片凄清荒凉的戈壁。这里草木凋零，河水鸣啁，浸透着日落后地平线尽头渗过来的层层寒意。这就是一千年前回响在唐都长安的胡乐，从它忧怨的调子里，我们还能分辩出牧人们面对风霜严寒的一声声叹息。而飘扬在长城以内千村万落的曲子则洋溢着完全不同的神情，那种基调是快乐而粗俗的，在唢呐笛子的板眼之间还能想见收获了五谷的农夫们酒足饭饱之际得意洋洋的神态。音乐在不经意间泄露了天机，让我们对千百年间餐风饮露的牧人兄弟们生出由衷的同情。

但是，在生产力低下的农业时代，即使农夫们存着悲天悯人的心怀，他们也无法给那些牧人以更大的帮助，因为他们的饭碗也是苍天赐予的。每个现代人都明白“厄尔尼诺”意味着什么。然而靠天吃饭的古代农夫却无法以理解这无情的风雹雷雨或是赤地千里的干旱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只能把这一切归结为天意，是上苍在惩罚这些流血流汗的子民。中国文化中没有“原罪”的概念，但是在每位农夫的心中却认定自己在上苍面前是劣迹斑斑的孩子，天父惩罚孩子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所以自然界的灾变来得越是猛烈，他们的祈祷就越是虔诚。茫茫神州关河大地到处是袅袅青烟，到处是崇高壮丽的庙宇道观，这些建筑和四周那些简陋破败的茅舍比起来，简直象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愈是香火鼎盛的年月，饥荒便愈是可怕，香火和神灵成了历代农业王朝的减震器和稳定剂。然而，任何麻醉的作用都只能暂时有效，而自然界的天变却轮回有常，压在农夫们头顶的贵族暴政更是无休无止。这直接促成了王朝的动荡和整个社会的重新洗牌。

感谢历代那些么秉笔直书为使命的史家们，尽管面对强权背后的丑恶时他们往往不得不闭上嘴，但他们对于天灾的记述却大抵是可信的。现在我们大略知道黄河这条母亲河曾经在有记载的岁月里泛滥过二十六次。每一次都使两岸的粮食财富损毁殆尽。现在我们同样大略知道古中国的天灾大暴发的周期是二至三百年，很不幸的是这一周期悄悄与王朝的兴替暗暗重合。这就是说，往往是穷途迷路的政权来面对突然而至的水旱灾疫。失灵的中枢神经，衰弱的基层组织不但无法动员有效的救灾力量，反而会被灾难冲垮，从而形成更大的危机与混乱。新莽末年的绿林赤眉爆动，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末的黄巢之乱，明末的李自成之乱，都有浓重的灾荒背景，在记述这些年份的文献中“人们相互残食”“以几文钱便可买得人肉来吃”的文字比比皆是。那是一个怎样触目惊心的世界就可想而知了。

相对富足的农耕社会都会论落到这样的境地，迁徙不定的牧人们会有怎样悲惨的生活是不言而喻的。在草原上常常会遇到一种被牧人称作“铁灾”的暴风雪。一旦大雪起来，平地积雪会深达一米，不要说牛羊觅食，就是牧人们想拖动腿脚都很艰难。只要几天时间，草原上的畜群便凋零殆尽，那些依赖牛羊为生的牧人们便会陷入生存的绝境。要走出这死亡笼罩的境地，他们最习惯的作法就是把弯刀磨快，等待来年闯进长城以南农夫们的家园，去潇洒地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对生活在部落制中的他们来说掠夺是远比创造更受人尊重的行为。

既然是难兄难弟，受灾的游牧者跨过16毫米降水线，到农夫们家里掠夺粮米便象抬腿走进自家兄长的庭院拔一棵葱，摘几只苹果那样心安理得。只是，这些几千年前就分了家的兄弟们远远没有农业社会的手足那般彬彬有礼，在他们的巧取豪夺中往往伴随凶狠的杀戮。每一次牧人叩边，对于长城以内的汉人都是一次难以忍受的摧残。马克思曾经提出过一个备受学术界争论的命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他认为东方大河流域的民族因为要对抗洪水的定期泛滥，才不得已凝结为庞大的政治体系，这就是东方帝国的来源。其实，让民众们产生巨大向心力的远远不止洪水这一种东西，西北高原上游牧部落的频繁侵袭，也是一个不该被忽略的原因。正如上一世纪中页，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让一直是“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在短短几年间就变成了世界瞩目的现代的军队一样。不断向东向南压迫的戎狄、匈奴，突厥铁骑也把与之对阵的秦军、汉军、唐军变成了所向披靡的劲旅。牧人们造访的机会越多，农夫们实战的经验也就越丰富，在北宋之前，汉族军队甚至已经能够在马背上追风逐电与牧人一决高下了。

毕竟，是大脑和钱粮而不是一块块的腱子肉决定着战争的胜败。即使是在刀枪见红的冷兵器岁月里，也大体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律。所以在中华帝国这座坚毅的山体上，牧人们南下的狂潮一次次被撞得粉碎。即使是那些从冰川上崩离出来的碎片，也会渐渐被华夏文化温暖的火焰熔化成溪水，汇入长江黄河这些炎黄后裔的血脉。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无论是大汉还是盛唐的君王们似乎都找到了一条使胡儿们归依的道路。那就是每当击败游牧部族的进犯时，总是把归降的族部落迁移到内地来，以便用中华的文明教化薰染他们那颗野性难驯的灵魂。西汉时代，汉武帝倾天下财富赏赐归降的匈奴浑邪王，东汉中页，汉元帝迁南匈奴呼韩邪于关内；直到三国纷争之际，曹孟德还把降汉的乌桓、氐、羌、匈奴人迁往内地。以至于亲自导演了一部文姬归汉的故事，让无数后世文人有了深情呤咏的素材。除却这些豪气于立的大手笔，零零星星的向内地移民就更是难以计数了。数百年而下，汉帝国的心腹之地河流与关中已然成了“毡帐相连，腥瞳满野”的局面。胡汉杂居之势已经相当明显。

然而，民族的融会与文化的认同，绝不是把异族迁入内地那样简单，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化学过程，它需要充分的时间来发酵，提纯或重新组合文化基因。汉武帝的雄材大略，曹孟德的建瓴实际上却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代，他们着眼的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可是政治不是赋诗、填词，在风云激荡的转折关头，一切都瞬息万变，没有章法和格律可循。等不到英雄们期待的万邦归化的盛世到来，一场暴风骤雨就要降临在多灾多难西晋帝国头上了。

最先看到危机的是文才风流著称的江统，这位才华超群的诗人以他那枝写惯了练靡文字的笔向同室操戈的司马皇帝指出了灾难将要袭来的方向。

“夫、夷、蛮、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戒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当其强也，以汉之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单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驰固守，强暴为寇，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场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候专征，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问，得入中国，或始诱安抚以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与中国错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劳达，攘胡走越，当是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汉建武中，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 ，河东空地。数岁之后族类番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群羌叛乱，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腾败之。自此之后，余烬不尽，水有际会，辄复侵叛，中世之寇，惟此为大。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场之戒，一彼一此。武帝徒武都抵于秦州，欲以弱寇强国，捍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非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敝矣。”

“夫关中土沃物丰，帝王所居，未阐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因其衰敝，这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际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蔓，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平、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光零、罕轩、析支之地，徒扶风、始平、京北之抵，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粮，令足自歧，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戒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矣。……”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集恶之冠也，建安中，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都散之变，发于毂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夫为邦者，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民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城，慰彼羁旅怀士之思，释我华夏之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