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许多年前，我们曾经狂热地辨论过一个话题：到底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民众创造历史。深通辩证法的人们最终忽然发现这是一个无解的算术题：民众和英雄本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生命。没有英雄的民众只是乌合之众，而没有民众追随的英雄必定要沦为孤家寡人。只有两种性格完美的结合起来，才会产生惊世骇俗的化学反应。而在暮气已重的大明帝国，失去了英雄朱棣。一切便黯然失色了。就是郑和也没有了在九万里风涛中呼风唤雨的气魄。永乐时代结束了，这个时代的所有道具也要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就象惯性强大的机车一样，被朱棣动员起来的帝国并不能立即停止狂奔，它还要在铁轨上滑行一段距离。郑和在宣德时代的最后一次出航，就是这样一次被惯性催动着的谢幕。当年届六旬的郑和踏上他的旗舰时，深深地望了一眼南方的石头城。他不愿意表露自己的心情，只是绝决的挥舞了一下手中的赤色令旗。这猛然地一挥，成了这位传奇人物留在他的故国的最后一个造型。一年后，郑和病逝于海船之上，按他的故乡云南的风俗。他被海葬于万顷碧波之下。他的身躯成为大海的一部分。
 公元一四三三年，郑和的船队回到了他们的出发地。这一天距离他们第一次帆帐远航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八年。对于一个人来说，二十八年显得过于漫长了，以致于生命之神甚至不给郑和留下一点时间向故国作一次最后的告别。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这二十八年就显得实在是太短暂了，它只是火花猛然的绽放 ，就连亿万臣民们的眼睛还未能照亮便迅速息灭下去。我们刚刚开始的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就这样结束了。谁也不曾想到朱棣导演的这部大戏开幕是如此宏大，收场却如此潦草，简略得几乎可以说得上寒酸。
 与此同时，在我们的海船行驶不到的地方，却正有一些不安分的头脑在紧张地演算着追逐财富的公式。现在他们的船支尽管窄小粗糙，他们的火铳也远远比不上郑和的铁炮更具震撼力，但是他们比郑和身后那个大帝国更懂得海洋的力量。一旦当他们寻找到驾驭大海的魔术时，曾经武装起了庞大的航海舰队的农耕民族就再也不是海上骄子了。郑和的船队从海面上消失一百年后，两个分别叫作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欧洲小国开始了他们的海上冒险。在几百锡金币的诱惑下，哥伦布，达伽玛和麦哲伦驾驶着简陋的木帆船从大西洋向东行驶希望找到传说中遍地黄金的国度—中国。结果，这些破败的小船上粗糙的导航设备让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因为辩别不清方向，歪打正着地把这些穷困缭倒的冒险家送到了富饶的新大陆。喝着美洲大地旺盛的浆血，欧洲的资本家们很快就积聚起了巨额财富。正是站在这些黄金白银垒成的台阶上，欧罗巴大地燃起了工业革命燎原的烈焰。短短的几个世纪中，被资本催生了灵感的人们窥测到了太多上帝的秘密，他们用钢铁打造船体，用大马力的蒸汽机替代高悬的风帆，让大西洋、太平洋上漂满了比郑和的宝船还要坚牢的迅捷的船舶。这时，已是爱新觉罗在为中国这艘巨大的木船领航了。面对飘忽如风的西洋轮船，毫无航海阅历的满洲骑士们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现在他们就是想重温一下郑和的光荣也不可能了，因为早在两百年前明帝国的兵部郎中刘大夏已经把郑和七次航海旅行的所有档案全部梦毁了。在经历了二十八年的惊涛骇浪积累起了世界上最丰富的航海经验之后，我们这个航海大国在这个领域里忽然又变成了一片空白。
 今天我们已无法身临其境的猜测刘大夏们的心理动机了。其实，这也不必去作太多的推理就能思考明白：当一个帝国的根牢牢扎在土地上时，上自君王下到臣民，每一个人都是这大地上的一棵植物。如果哪一棵树突发奇想要到风浪极天的大海上去闯荡一番，肯定会让整片森林产生本能的恐慌。而朱棣与郑和就是这样的两棵树，被重迁安土的儒家学说滋润大的刘大夏们，既然无法对朱棣的神圣权威下手，于是便瞄准了那些留在郑和身后的档案发泄他们的怨气。在这些以道德耿介之士自命的人物眼里，那些散发着海水咸腥气息的航行记录，有一种惊心动魄的力量。仿佛只要一阵春风的吹嘘，它们就会变成面目狰狞的猛兽，吞食掉农业帝国的根基。然而，他们躺在两千年前孔子的怀里一遍遍地重温《四书》《五经》时，在郑和的航线上已经有另外一些崛起的海上强国起来了。他们此番绝不是为了要向一个自废武功的农业大国纳贡称臣，他们要用铁壳的机帆船撞碎明清皇帝为他们的帝国筑起的脆弱的海上屏障，好戏在郑和死去四个世纪之后才刚刚开场。
 一八四零年，当中国最有远见的大臣林则徐用单筒望远镜看到太平洋上黑鸦鸦驶来英国军舰时，竟然天真地以为洋人的腿是不会弯曲的，只要用竹竿把他们捅倒就可以瓮中捉鳖了。既然对洋人有着这样的认识，他给美国海军准备的仍然是横江铁锁和烧红的木筏，这是一千年前王浚渡江灭吴时就用的战术。可是，这一次在新敌人面前，老办法彻底失灵了。接下来的事，我们就非常熟悉了，条约、割地，赔款，这些和我们的祖辈父辈们相伴了一个世纪的名词就是从那时开始接踵而来的。我们当然不必苛求林则徐先生，他在那个时代已经为衰微的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无奈我们的病势已经太沉重了。病根早已在南宋末年，在大明宣德年间就深深地埋下了。怎以能指望林文忠大人的一剂药方就能根除呢？
 许多人说中华文化是一种保守型文化，在更多不辩是非的年轻学者和别有用心的卖办文人那里，这几乎已经成了定论。然而，一种保守文化竟能历数千年而不亡，这又作何解释呢？实际上，我们所浸润的这种文明是具有很强的自我调整的能力的，在任何一次风雷剧变面前它都没有裹足不前，而是做出了深刻有力热烈回应。所不同的是这些回应的过程有快有慢而已。从上古三代起，到满清中页，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大陆型国家。我们的衣食来自土地，我们的归宿依附于土地，我们的忧患也消长于西部那深沉粗糙的土地。尽管南宋和元朝曾经进行过大规模的海上航运，但相对于整个国家的文化观念来说，喜怒无常的大海只不过是战乱时候一个陆上通道的替代品，而不能成为天下苍生的安生立命之所。即使有朱棣这样眼界远大的皇帝来推动，我们也很难把航海纳入到我们的主流文化体系中来。这是时代的局限。就象今天的美国人依旧把能源和石油划上等号一样，谁都不愿轻易放弃已经驾轻就熟的轨道。可是等一败于虎门，再败于马尾，我们真正领教了海洋时代疾风暴雨之后，老大帝国也开始作他的海上强国梦了。这个圆梦的过程漫长而苦涩。1869年6月10日，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现代轮船缓缓地驶进了大海。这艘排水量仅有1370吨，动力150马力，时速40华里的小船被冠以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万年清”。
 然而，“万年清”并没有给大清带来多少好运。从1884年的“马江海战”到1894年的“甲午海战”。随着中国海军规模的扩展，我们的败绩也在惊人的增长着。如果说发生在南海的中法之战“南洋舰队”全军覆没是一次大序幕，那么10年后在黄海上大东沟爆发的中日海战，则是中国海军发展这幕悲剧的最高潮。历20余年心血，费数千万两白银筑成的海上长城竟然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要塞，在与列强的迎头相撞中轰然崩塌，实在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心胆俱碎。可是我们的悲剧并没能随着“致远”的沉没而结束，接下来的情节似乎更有意义。1895年1月20日，一群不速之客来到了中国威海卫军港的第一道门户成山头。在海岸灯塔的照耀下，这些远道而来的军舰似乎是从深海中探出身子的水怪，闪耀着诡异的暗光。在灯塔下面守夜的中国哨兵正在深沉的酣梦中流着诞水，他梦见徐福驾着彩船从这里滑向深不可测的蔚蓝色天际。其实，出现在此时的渤海湾中的哪里是带着“童男童女”们到扶桑去求长生不老药的徐福，而是挟着大口径火炮来叩关的日本皇家海军。
 经过一个月的攻防战，龟缩在威海军港中的北洋舰队错过了突围逃生的一次又一次机会，在对援军的焦急等待中变成了日本军刀下的蛋糕。战至最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服鸦片自杀，大小二十余艘军舰象是从骡马市场买回的牲口，被排成一队牵回了波光渺渺的东瀛之岛。据说，大清水师到处，日本民众万人空巷到海港来迎接。他们当然不是来为赫赫扬扬的大清国海军欢呼的，他们庆幸的是终于搬掉了日本称霸亚洲的最大一块绊脚石。就在三年之前，北洋水师曾经到日本进行过一次礼仪性的访问，“镇远”，“定远”两艘2000吨级铁甲战舰犹如浮动的山丘一般，震惊了日本举国上下。从此以后，在日本就风靡起了一种孩子们玩的游戏，叫作捉住“镇远”和“定远”。玩这种游戏的孩子们分成两队，分别扮演日本舰队和中国海军。只要能捉住中国的主力舰“镇远”和“定远”，孩子们便奔走相告，甚至连大人们也感到脸上有光彩。被这样恶邻惦记上，老迈不堪的中国即使有再现代化的军舰也难保不被暗算。何况，从洋务运动的表象里受到鼓舞的中国朝野并没有几个人认真看一看自己置身的世界，尤其是正在埋头磨刀的东洋邻居。他们不知道，这个习惯于派“遣唐使”的民族现在正密谋着向西面一衣带水的邻国派出武装倒牙齿的远征军。豺狼成性的民族，在弱小时都会伪装谦逊和善，而它一旦长大，早晚有一天是会把牙齿亮出来的。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而我们的大脑却还停泊在唐朝。
 整个近代史，中国一直处在挨打、变革、再挨打、再变革的往复循环中。大凡有文化有远见的人物都急切地思考同一个问题：救亡。在这种饥不择食地追寻道路，埋头苦干，甚至是硬干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对中国文化本身作一次彻底的反思。尽管李鸿章大声疾呼“此吾中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是这位忙于给纸房子补窟窿的裱糊匠并没有时间思索我们遇到的这场劫难到底和游牧部落的入侵有什么不同。比他的眼光更深邃的林则徐和魏源泉，也只是开出了一张似是而非的药方，“师夷长技以制夷”。可是他们不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土埌都能开出同样的花，在儒家的尊卑伦理指引下，老大帝国是驶不进资本主义浩瀚大海的。让人痛心的是，从一八四零年，林则徐第一次同西方列强交手，到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我们的民气越来越衰弱，可是我们的精英们所提出的求国方略却和一个甲子之前没有什么区别。现在这种最时髦的观念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是腐烂到了极点的中学还堪一用吗？
 似乎是甲午海战的预演，1884年的中法马江海战深深刺痛了大清帝国的自尊心，也给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再添了一把干柴。办洋务到这时达到了高潮。国人皆以效法西方为荣，仿佛在一夜间我们就能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中国的西化趋势和海军军备扩充的确给我们的东方邻人日本造成了极大压力。然而，老谋深算的伊藤博文却看出了实质。他说：“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不可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看来，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奋发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倘此时我与之战，是催其速强也。诸君不看中国自俄之役，始没电线，自法之役，始没海军，若平静一二年，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即中国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前之书，据为治国要典。此时只宜与之和好，我国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三五年后，我国官商皆可充裕，彼时看中国情形，再行办理。”
 这番阴沉沉的话语一下子就点明了中国的问题所在：八股取士，武备落后，士大夫头脑冬烘，当政大员墨守千年纸上的灰尘。以伊藤看来，这个穿着旗袍，头戴花翎的民族只是在戏台上演绎着历史故事，根本不具备对现代世界竞争规则的认知能力。以这样的传统来面对风雷激荡的时代风云，哪有不败的道理呢？而他所指出的这些，恰恰就是我们赖以为体的“中学”。尽管我们想建造的是一座高峻的大厦，无奈千挑万选的地基却是一片被流水浸蚀的沙滩。这就预示着还停留在蓝图上的大厦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历史就是一本远比皇历和《麻衣神相》更准确的预言书，它以甲午海战结束了近代中国的海上强国梦。这个令人心酸的结局我们实在无颜告诉郑和，我们只能面对祖先神奇的故事日夜长号。
 时光很快就流过了百年长河，公元2005年的盛复，我因为要为中国人民海关建关60周年创作一首长篇朗涌诗，匆匆踏上了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烟台古城。这座开埠整整100年的滨海小城还保留着几分当日五口通商的依稀痕迹。临海的平旷沙滩上一片红瓦白墙的西洋小楼静静矗立在海风中，尽管一百个春秋的潮汐已漂白了当日青春逼人的神彩，但是从那石板铺就的小路和生铁铸成的路灯，栏杆，门框上我们还能感受到从遥远的岁月地层下隐隐透出的坚实感。据说当日李鸿章漫步在这片建筑精美的使馆区，只是不知中堂大人听到从水手俱乐部里飘出来的爵士乐时会作何感受。清凉的海风撩动他那举世闻名的美髯时，是否也撩动起了饱经忧患的老人深藏在心底的复杂情绪呢？他知不知道，时隔百年，这一番世态炎凉依旧翻动在我的心头？
 从小城返程的前一天，我们在簿薄的雾中游览烟台山。这座海拔不过两百米的小山，在清末的政治地平线上绝对是一个庞然大物：有八个国家的公使都住在这里。从这里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足以使体虚气弱的大清帝国发生一次政治痉挛。当我们的汽车盘旋驶上山顶时，我忽然发现东方的海面下隐藏着两条巨大阴影。同行的朋友告诉我，那是北洋水师最初选定的抛锚地。谁知工程建了一半时却发现这里的地势太狭窄，根本容纳不下一支庞大的舰队。于是，军港被移往威海卫的刘公岛，我望着沧蓝色的海面下两道臣大的水泥陡坎，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既然它们已经沉默了两个甲子，我们又何必非要让它们开口呢？
 在返程列车上，我闭上眼睛默默咀嚼着在烟台山看到的一幕一幕。那静静藏身在海面以下的又哪里是无情的钢筋和沙石，那是郑和的船队，是北洋水师的残骸，是一个被冰封了无数日夜的灼热的梦。当我们轻轻走近它，向它伸出手去，立刻就会有炽烈的岩浆扑面而来，注满我们的胸怀，注满我们的灵魂!
 
                                                                           2006年9月5日
 
  参考书目：
 《明成祖朱棣传》
 《1405年，郑和下西洋》
 《明史》
 《龙旗飘扬的舰队》
 《李鸿章传》
 《当中国称霸海上》